我们知道，玄学清谈之风，在三国时就已发端，到了魏晋时期，更见其深入人心。恰好这七位名士，又都是玄学高手。他们尊崇老子，对庄子更是顶礼膜拜。他们即谈狐也论经，更把玄学这一本非宗教的哲学思潮，逐渐演绎成了和吃饭穿衣一样普通的习惯。玄学本来就是老庄发明的玄之又玄妙之又妙的东西，扑朔迷离，在有形与无形之间空灵地穿梭。但偏偏就是他们七位，却对此情有独钟，乐此不疲。他们用下棋消磨时光，用喝酒麻醉自己，用文赋来抒情表意，用抚琴来宣泄内心的痛苦，从而给后世的人们留下了比他们本身的行为更具魅力的旷达形象。他们的精神生活给我们一种错觉：男儿应当出将入相，否则隐居山林等待时机。

诚然，中国古代文人或政治家，都或多或少有这种入世则惘，出世则清的现象，没有什么奇怪的。消遁于山林之间，享受着温暖的阳光，渴饮着清澈的溪水，却不忘整日谈论乾坤伦理，浮世苍茫。他们渴望清明的政治和自然的人生，但是面对血淋淋的屠刀和不言而喻的政治后果，他们不敢玩弄飞蛾扑火的游戏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淡出，一切尽在不言之中。他们放大了文人与酒的关系，给后来的消极避世者一个很大的错误导向：不会喝酒的文人不是十全十美的文人。中国历史上的确有斗酒诗百篇者如李白等，未免都有夸张的嫌疑，无非是夸耀文人的才干旷古未有而已，但我们却心知肚明地接受了这一份骄傲和自得，因为我们的思想的血脉里，也流淌着这种原生态文化的血液。

竹林七贤，因为厌倦了政治环境的尔虞我诈，悻悻然离开了官场甚至社会，他们跟老百姓都不去接触，他们远离了尘世的烦扰，远离了鸡鸣和狗吠，远离了那一份匆忙与富贵，甘心做一群不问政事的看客。从这件事来看，文人的自负和超然于物外的孤独确实是十分严重的。他们逃离了生命的禁区，在都城之外的山沟里营造了另一个寂寞的王国，一个唯我独尊的小小天地。忧愤而积聚成诗，愁闷而汇集成乐，完全不肖与世俗为伍。但是他们的文化基础和立身处世的背景还是没有改变，他们的旷达只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他们的疯狂也只是逍遥山林的疏懒所致。他们虽无啸聚山林反叛朝廷的嫌疑，但是拒绝担当天下大任故意不理当朝的行为，难道不也是知识分子消极的反抗吗？这种反抗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看透了离乱的朝廷一点也没有人性，最后的结果还不是在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中莫名其妙地死去。在那样朝不保夕的年月，选择明哲保身是他们唯一的出路。

当然，在竹林七贤的一嗟一叹中，酒中过活始终是他们情绪不稳定的催化剂，无酒简直不成竹林七贤。他们猜拳行令，乘兴而来，踉跄而归，甚至醉卧山林间而岁无甲子。他们情同手足，他们惺惺相惜，或狂呼乱叫，或醉酒当歌，或抱头痛哭，或吟"庄子梦蝶" ，或奏"广陵散" 曲。酒干倘卖无，曲终人不散。让天下苍生为之落泪，为之慨叹，为之欢呼，为之敬仰。他们口出诳语，在谩骂司马师家族的愤懑中不知摔碎了多少酒杯，他们的歌唱，差不多都是政治失意时的仰天长啸，是步入颓废的绝命词。

他们永远是那个时代的象征，一群读书人失意后的自恋与自卑的颓废。他们的内心里还是泛滥着姜太公渭水垂钓等待机会的渴望，但是历史让他们失望了。　　 
    
当然，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，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万万想不到的，所以我们未免感到十分遗憾，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碰上这样一个人尽其材物尽其用的时代。如果历史允许我们将那时的竹林七贤和现代文人对接，也许他们现在虽然不能出将入相，但也会在玄学等领域成为首屈一指的专家或教授吧。因为我们现在，还在捧读着他们的著作，听着他们千年一叹般的音乐，思索着他们那段神秘的隐居生活。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里有多少这样的断层，相互隔得那么远，但是彼此仿佛又能互通声气，互相膜拜和礼让。这不能不让我们的思绪走得更远一些。至少，我们知道，有这么一群古代的高级政客和知识分子，在岁月的沧海桑田里和我们一起耕耘过中国文化这块肥沃的土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