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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故事 - 19 Jun 2017 hen 146566
清朝如何用20万人推翻1亿人的大明真相隐瞒了300年
清朝如何用20万人推翻1亿人的大明真相隐瞒了300年
核心提示:努尔哈赤的"伟业" ,倚靠的并不是清代官修史书里面吹嘘的"十三副铠甲起兵" ,或者是天命所归,而是其父、祖长年当"带路党" 攒下的"人品" ,正好被他承受了遗泽,让他能够在马市上得到足够的贸易利益,从而有足够的资源,用他在李成梁府中所学习的明朝正规军事知识来建立一支"新明军" 。单纯的茹毛饮血并不能带来军事层面的视死如归,只有用制度化的手段榨尽民众的最后一滴血汗,全部供养一支职业化的武士团体,才能够保障八旗这个军事集团完成从"抢西边" (当时后金对进攻明朝抢掠物资、人口的称呼)到入主中原的进化。
和网上一些人说的不一样,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并不是文盲。

明末大儒黄道周在《博物典汇》卷20《四夷》一文中写道:

(努尔哈赤)读书识字,好看三国、水浒二传,自谓有谋略。

按照萨尔浒之战中被俘的朝鲜人李民寏的记述:

闻胡将中惟红歹仅识字云。(李民寏《建州闻见录》)

"红歹" 是清太宗皇太极名字的另一个音译,带个歹字,正经带着歹意,浓浓的鄙视。

二把刀老师教出的一群评书爱好者
李民寏的说法来自道听途说,不那么准确,起码创制满文的额尔德尼和噶盖,都是熟悉蒙古文和汉文的大臣,这一点,明人谈迁在《北游录》里就有佐证。

当然,清朝的太祖、太宗和王公贝勒们汉文水平不高也是事实,因为他们的老师也只能算是个"二把刀" 。

朝鲜人记载:
(万历二十年)俺差人杨大朝入虏中,见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龚正六(吴音同陆,其名字应该为龚正陆),年少客于辽东,被抢在其处,有子姓群妾,家产万金,老乙可赤(努尔哈赤的朝鲜称呼)号为师傅,方教老乙可赤儿子书,而老乙可赤极其厚待。虏中识字者,只有此人,而文理未尽通矣。(吴晗:《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》)
边疆小部落的小人物,大明朝廷是不关注的,但是这个龚正陆却是皇太极的启蒙老师,虽然说"文理未尽通" ,教学生考不了状元,识文断字却应该错不了,而他平时还为努尔哈赤的弟弟、诸子讲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,乃至历代故事,却实实在在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建州核心层开了眼界。

换言之,大清朝开国的创业团队,是用评书、话本小说武装起来的头脑

看起来有点野蛮是吗?其实这也是明朝军队的一般水准。

公元1615年,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政权的前一年,在都城赫图阿拉的高地上建起了七座庙宇,其中确实可考的有"堂子" (萨满教)、地藏寺(佛教)、玉皇庙(道教)、文庙(儒家)、关帝庙(算道教)。

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关老爷独得尊崇,甚至传说在闹瘟疫的时候显灵。

清朝人姚元之在《竹叶亭杂记》里记载:
(明朝)又与以观音、伏魔画像,伏魔呵护我朝,灵异极多,国初称为关玛法,玛法者,国语谓祖之称也。

伏魔大帝就是关羽、关公,清朝立国初年,直接管他叫"关玛法" ,也就是"关爷爷" 。

明朝武将们也和满清贵族一样迷关公

得益于《三国演义》的流行,天下神祠的香火没有比关公庙更盛的,上至王公贵族,下至贩夫走卒,无不尊崇。大明朝也终于在万历四十二年(1618年)封关公做了"三界伏魔大帝、神威远镇天尊、关圣帝君" ,南宋的大忠臣岳飞,都被派给他当了三界馘魔元帅。

明朝的将军们文化程度也不比努尔哈赤高到哪里去,对于这位四处显灵的尊神更是崇拜得不得了,甚至在壬辰抗倭援朝战争中,把关老爷扛到了朝鲜。

朝鲜《李朝实录宣祖实录》里就记录了一个故事:
驻扎在朝鲜的明军将领们自发捐钱修了一座关公庙(此时还没有封帝,官方叫法是汉寿亭侯庙),明朝的将领对李朝官员一通吹,这神仙如何灵验,所谓"多言关王灵验之事,而涉於虚诞,不敢一一陈达矣。"

庙修成了,明朝的诸位"天将" (朝鲜人自己说的)要求朝鲜国王必须在关公生日那天来祭拜,朝鲜人估计是《三国演义》看得少,不想去,把丘八们惹急眼了。

今日臣德馨议于唐官,则彭中军等以为:"诸老爷必行四拜礼,国王看他行礼何样,一样行之为可" 云。

反正一句话,明朝的天将老爷们怎么磕头,你这国王就得怎么磕,反正不磕是不行的。

最后,朝鲜国王终于照着明朝爸爸们的要求走完祭祀的流程,宾主尽欢,事后朝鲜人感慨:

至於天将,则极其尊敬,四孟岁暮及其生辰,皆遣官致祭。

想想,这就是一群大明朝一二品武官的德行,像戚继光这种文武全才,在大明的军界实在是凤毛麟角,剩下的大多比努尔哈赤差不了多少,拿《三国演义》当兵书看的层次。

对了,说到关公在明清的际遇,计六奇在《明季北略》记录的一个段子不得不提:

康熙三年孟夏四日,先君子曰:"予壮年时有华道士云:江右张真人北都建醮,伏坛久之,见天上诸神俱不在,惟关圣一人守天门而已。"

张真人问:"诸神安在?"

关圣人曰:"今新天子出世,诸神下界拥护矣。"

张真人曰:"圣何不往?"

关圣人曰:"我受明朝厚恩,故不去。"

时神宗季年,天下犹晏如不信其说。至是始验。

殊不知,那些曾经对关圣人的忠与义顶礼膜拜的明朝重将们,这时候早刮了头发,留起了辫子,为新天子屠杀同胞去了,可见这娱乐小说再有影响力,也不能当核心价值观用。

努尔哈赤发家靠的就是给明朝军队做"带路党"
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死于明军之手,在他起兵攻明的檄文"七大恨" 里就有提及。

但是他没有说,他祖父叫场(明人音译,清人称觉昌安)、父亲塔失(明人音译,清人称塔克世)之前是女真部落首领王杲的部下,还是姻亲关系(王杲即努尔哈赤外祖父阿古都督),后来被辽东总兵李成梁诱降,当了"带路党" (还是砍亲家、岳父的),帮明军攻杀王杲,这是这对贤父子第一次当带路党。

在明军攻入寨子之后,未成年的努尔哈赤险些被误杀。

(万历二年)时奴儿哈赤年十五六,抱成梁马足请死,成梁怜之,不杀,留帐下卵翼如养子,出入京师,每挟奴儿哈赤与俱。(姚希孟《建夷授官始末》)
这个"卵翼如养子" 到什么时候呢?

康熙朝徐乾学修《叶赫国贝勒家乘》中说:
壬午,十年,秋九月,辛亥朔,太祖如叶赫国,时上脱李成梁难而奔我。

也就是说到万历十年,努尔哈赤在李成梁手下干了8年,转年,明朝又是一次大征伐,这回李成梁打的是塔失(塔克世)的小舅子,王杲之子阿台,可惜带路党没当好,叫场(觉昌安)在寨中被烧死,塔失被明军误杀。

李成梁见努尔哈赤一次性丧祖、丧父,估计考虑到几次带路的香火情分,就把寨中获得的20道敕书和20匹马给了他,又让他承袭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的世职。

马就不说了,敕书是进行朝贡贸易的凭证,没有这个东西,铁器、粮食、布匹是没得买的,这些都是谋生活命的必需品,因此,敕书这玩意儿在女真各部中非常值钱,谁有敕书,谁就拥有了物资,谁也有就拥有了权力。

在很长一段时期里,李成梁这个"干爹" 的支持让努尔哈赤的腰杆子无比之硬,更不用说什么杀父之仇了。万历十九年,叶赫部纳林布禄威胁要讨伐他时,他就曾反唇相讥:
昔我父被大明误杀,与我敕书三十道(注意:多吹出1半),马三十匹,送还尸首,坐收左都督敕书,续封龙虎将军大敕一道,每年给银八百两,蟒缎十五匹。汝父亦被大明所杀,其尸骸汝得收取否?(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》卷1)

翻译一下就是,我爸爸被大明误杀以后,给我敕书、马若干,还把尸首送还,让我当了左都督,还被明朝封为龙虎将军,每年给钱给物,你爹也被大明杀了,捞着收尸了吗?
这话里浓浓的炫耀劲儿,看得我尴尬癌都要犯了,这还是清朝口口声声说的"十三副铠甲起兵" 的抗暴英雄吗?怎么感觉和抗战剧里俩伪军头子争宠似的。

说到底,努尔哈赤的"伟业" ,倚靠的并不是清代官修史书里面吹嘘的"十三副铠甲起兵" ,或者是天命所归,而是其父、祖长年当"带路党" 攒下的"人品" ,正好被他承受了遗泽,让他能够在马市上得到足够的贸易利益,从而有足够的资源,用他在李成梁府中所学习的明朝正规军事知识来建立一支"新明军" 。

八旗军的战斗力恰恰来自学习文明,而非所谓的野蛮、血性

现实是,由于努尔哈赤所属的建州左卫并不是真正深山老林中的渔猎民族,早就在长期的农耕和贸易中逐步汉化,明朝的《东夷考略》记载:

建州、毛怜裔出渤海,居处饮食有华风。海西系黑水裔,其山夷以山作窑,即孰女真完颜种。

朝鲜的咸镜道曾经长期有大批的建州女真居住,所以朝鲜官方为了蚕食这片原属明朝的土地,对于当地的建州女真做过非常细致地调查。

他们发现建州女真开始以村庄的方式居住,并且出现了打破血缘部落混居的情况,而且相互通婚,从事农耕、蓄养牛马。

同时,除了与明朝的马市之外,建州女真还与李氏朝鲜互通有无,进行小规模的贸易,用东珠、人参、毛皮等物换取生活必须品。

而真正将建州女真和其他被征服的女真部落聚合在一起,以"国家" 为单位进行这种贸易行为的,正是努尔哈赤。

在《满文老档》中记录了大量的努尔哈赤关于种地的所谓诏谕,其实也都是大白话,可以发现努尔哈赤对于农活的了解很"专业" 。

不仅是对种地如此"专业" 后金政权甚至对于境内的每一棵果树都进行登记,果木、出果量都记录在案,责任具体到某个具体的旗丁或包衣,如果上交数量不足额度,责任人要受到鞭打甚至斩首的惩罚。

这种严刑峻法,在八旗军的军法上表现更是突出。

万历四十八年正月壬寅,熊廷弼疏有云:奴贼战法,死兵在前,锐兵在后。死兵披重甲,骑双马冲前。前虽死而后乃复前,莫敢退,退则锐兵从后杀之。(《明实录》)
也就是所谓的后队斩前队,明军军法也有。

明人陈仁锡在《陈太史无梦园初集山海纪闻》中写道:

其有受令攻城不克与摧坚而不陷者,领兵之头目,轻则戮及本酋,重则阖家并斩。十人临阵,则以二人坚(监)之,持万字钢斧于其后,稍有退怯回顾者,即以斧击之,回军而验有斧痕者,死无赎。

类似的还有朝鲜人的记录:

临战则每队有押队一人,配朱箭,如有喧呼、乱次、独进、即以朱箭击之,战毕检验,背有朱痕者,不问轻重斩之。

这是连坐制和督战队。

此类严刑峻法,在明军中一样存在,甚至比这些规定还要绵密,动辄就是插箭游营或者斩首,但是随着军队中关系的盘根错节,除非是一流名将如戚继光等人,否则无从真正执行。

反倒是刚刚兴起的后金军队,由于全军上下都是努尔哈赤家族的"奴才" ,自然生杀予夺,令行禁止。

当然,等到皇太极之后,八旗利益格局基本成型,这套严酷、简单、粗暴的军法,也就逐步废弛了。

纪律、组织,当然不是文明的特产,但是制度化的军国主义化,就是文明独有的能力,纯粹的游牧帝国并不具备这种特质。现实是,单纯的茹毛饮血并不能带来军事层面的视死如归,只有用制度化的手段榨尽民众的最后一滴血汗,全部供养一支职业化的武士团体,才能够保障八旗这个军事集团完成从"抢西边" (当时后金对进攻明朝抢掠物资、人口的称呼)到入主中原的进化。

当然,一个最高领导人只读得懂《三国演义》的政权最终覆灭明帝国,无疑是中华文化的悲哀,但又是文明转型期无可逃脱的宿命,只可惜,其影响,至今仍无法消除
(本文摘自:一点资讯,作者:刘三解,原题:刘三解:清初八旗军百战百胜原因何在?真的靠野蛮不怕死?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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